澳洲的文化根基

摘要: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末日并未降临,澳洲在半个月后奇迹般地迎来拐点,成为了首个战胜疫情的西方国家。

疫情当前,欧盟彻底沦为“病毒联盟”,北美逐步失控。由于没能及时封锁航线,澳洲的确诊人数也呈现出指数型增长。不少人消极地预测,4月末的澳洲将会是4月初的意大利,澳元汇率应声下跌了近20%。

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末日并未降临,澳洲在半个月后奇迹般地迎来拐点,成为了首个战胜疫情的西方国家。

究其原因,澳洲政府每周发出40亿澳元的失业金,提供了充裕的保障;所有民众安心在家待业,鲜有出格者挑战封城期间的法令;另外,澳洲政府包揽了有关新冠的所有治疗费用,人均测试率也达到了全球最高。

究竟是谁在冥冥之中保全了澳洲呢?这本由《时代周刊》首席艺术评论家罗伯特·休斯撰写的《致命的海滩: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-1868》,带我们重返流放时代,领略这些男男女女的情感和体验,从历史的角度解构澳洲的文化根基。

谁是流犯

很少有大学开设《流犯史》的课程,因为历史总是青睐伟人壮举,相比之下,流犯显得不值一提。在史学家的集体避讳之下,梦想一夜暴富的淘金热、利润丰厚的羊毛贸易成为了澳洲现代历史开端,流犯的身份被回避。这种有意的美化,是澳洲国家尊严的体现,无可厚非。但崇高化的描述,导致大众对澳洲历史变得一无所知,在幅员辽阔的澳洲大地上,那“哐当”作响的脚镣声和16.8万名流犯在此经历的生生死死,那些动人的细节和惊心动魄的场面,被一带而过,不被重视。

休斯从书信、证言、请愿书和回忆录等材料中,采集到了那被遗忘的细节、流犯本人的声音。此前,很少的人能够认识到,流犯身上的某些重要特质,实则是解密澳洲文化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金钥匙。

澳洲流放犯人的历史有个宏大的背景。18世纪后半叶,英国的工业化如日中天,社会资源迅速向资本家聚集,各类小手工业主被纷纷挤出行业,佃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,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便捷的农业机械(仅一台打谷机,就足以让一百多名男工失去生计)。悬殊的贫富差距催生出大量居无定所的底层百姓,他们最终破产,被迫流落都市的街头。

贫穷孕育犯罪,放之四海皆准。为了维护神圣的私有财产,英国官方不惜对小偷小摸之人施以严刑峻法。短短半个世纪内,英国可判死刑的犯罪种类就增加了四倍。所谓重大盗窃案的定罪标准,下降到偷取价值一先令的物品(价值相当于15颗鸡蛋)。酷刑导致英国本土的监狱人满为患,曾创下单间牢房关押558名犯人的历史记录,拥挤的监狱也引发了接连不断的瘟疫。

乔治三世时期,每当法庭宣布“根据本庭裁决,将你流放到海上,前去国王陛下按照枢密院意见而指定的任何地方”,就有一位罪犯要被送往到澳洲。

澳洲之所以成为英国司法的最佳流放地,是因为整块大陆孤悬大洋一端,即便犯人刑满释放,也难以返回英国,这样既能减轻英国本土监狱的压力,又减轻了英国的人口压力。当然,澳洲的缺点也很明显,澳洲与世隔绝,几乎不存在自发的人口流动,男犯人(占80%以上)难以找到配偶安家落户,只能自生自灭。不过,精明的英国政府考虑到澳洲的长远发展,顺手将娼妓加入了流配行列。

大众对澳洲的认知,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——澳洲是罪犯建立的国家。实际上,这些流犯并非全是无恶不作的法外狂徒。伦敦公共档案馆内收藏了15万份流犯的资料,休斯对其随机抽样后发现:80%的人犯有盗窃罪,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赤贫者,从事体力工作却没有财产。值得注意的是,只有3%的男性是因斗殴、强奸和绑架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恶性事件而被流放。

大部分被流放到澳洲的人,不是偷猎兔子,就是盗窃面包。他们小偷小摸的动机,也只是为了养活挨饿的家人。原本他们还能在公共荒地里捡些柴禾卖,如今被驱逐出田野,不得不流落在大城市街头。与其说这些流犯是有罪之人,不如说他们是被剥夺了合法生存权利的无产阶级。

另一方面,当时的英国法律存在双轨制。休斯提出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案例:一位市郊商店老板的儿子,翻墙偷摘了领居家的苹果,最后只是缴纳了小额罚金。相同的情境下,另一位流浪汉却被判处七年流放之刑。这再次印证了被发配往澳洲的所谓罪犯,并不一定是真正犯了罪的人,反而极可能是工业化社会里的弱者。

英国难道不能像法德那样,利用囚犯修建市政工程?从英国官方的角度来看,托利党政府(保守党前身)也很清楚,这些流犯并非真正的罪犯,而是英国本土的过剩人口。即使发配他们在服刑期间劳动,出狱后社会仍然无法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。以流放为借口,给他们一张去往澳洲的单程票,可谓一举两得。

残酷无情的统治者,把英格兰治理得乏善可陈,农业濒临崩溃。苦命的底层人民,受困于经济力量与严苛的法律之间,被压得喘不过气。休斯查询了1783年的政府报告,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只有11500名囚犯,按照每年1000到2000名的流配速度,应该短短几年内便可彻底清空英国监狱,但事实上流放活动整整延续了八十年之久。流放究竟是不是英国政府清理“低端人口”的卑劣手段?不言而喻。

阶级友谊

由于国际社会的深度误解,一直以来,“流犯黑锅”主宰了有关澳洲国民性的所有讨论。1960年以前,澳洲人一到伦敦,就会被冠以流犯之虞,遭人冷嘲热讽。这些讲究正统体面的英国人的固有偏见,令许多澳洲富人十分难堪,在社会上没有面子。

占多数的澳洲工薪阶层不这么看待自己的过往。殖民时代,在澳洲出生的孩子被叫作“流通货币”,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祖先都是流犯,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成长,像货币那样一心追求社会信任感。他们不认同出身决定一切,他们坚信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敬佩。

除了无处谋生的苦命人,1800年到1850年间,澳洲还接纳了超过1800名政治犯,几乎包揽了英国本土所有的激进的左翼人士,包括:1812年织袜机工厂起义的领袖、1816年东英格兰粮食暴动参与者、1817年卡托大街谋反的策划人、1820年苏格兰大罢工的纺织工人,来自爱尔兰的雅各宾派分子……这些人同样是无产者,他们的到来,加深了澳洲人的阶级认同感。

如果说,美国接纳了英国本土被排斥的宗教难民。那么,澳洲接纳了英国底层的经济难民。苦难往往可以促进社会底层的团结,更何况是澳洲这样民族单一的地方。最初殖民地的物资极度匮乏,流犯每天只能分配到5盎司面粉和一些软骨。

在新南威尔士,所有人不分等级,饮食都千篇一律,吃的是味如嚼蜡的咸肉和发霉的玉米饼。作者发现,只有三分之一的流犯具备劳动能力,撇开那些老弱病残,许多人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长大,根本不懂如何干农活,但他们依然获得了与军官相同的食物配给。至少从这一点来看,军官和流犯之间不存在分野。只有补给船靠岸时,窘迫的境况才会得到缓解。

即便如此,灾难仍时常降临,例如一搜运载了足够澳洲殖民地两年补给的“护卫者号”巨舰,一头撞上了冰山。10个月之后,“朱丽安娜号”才迟迟到来,它虽然带来了急需的粮食,却也带来了200多名需要吃饭的女犯人。最后,总督菲利普把私人储备的300多磅面粉,拿出来交给公共仓库。

1788年8月,一头为威尔士王子生日庆典准备的肥羊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总督菲利普承诺,凡是告发偷羊贼的人,都可以立刻获得自由身份,但没有任何一名流犯愿意出卖朋友。

流犯们喜欢赌博,从烟草到衣服,什么都赌。如果没有牌具,就把《圣经》和祈祷书拆散,做成扑克牌。流犯还会上演业余的政治讽刺戏剧,模拟法庭审判,或是描绘想象中的宫廷生活,部分寂寞的军官也会加入其中,气氛其乐融融。

舰队每一次补给,带来的都不仅仅是食物,还有外面世界的信息:乔治三世紫角症发作、乔治·华盛顿宣誓成为美国总统、法国爆发了无产阶级大革命……这不断刺激着殖民地早期思想的形成。

罗宾汉情结

18世纪初的大多数流放船上,人们都自觉遵守纪律,以至于脚镣成了非必须品。违纪者通常才会被戴上镣铐,再不就是在狭小的箱子里关上几个小时。企图哗变的流犯少之又少。八百多次远航中,仅有一次哗变成功。有意思的是,这次哗变竟然是以“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”,未经过度流血就控制了整艘船,最后被法国作为政治避难者而接受。

追求自由,是每个人的天性。被流放到澳洲的人,逃离殖民地据点很容易,但活下来却很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总有勇士想碰一碰运气,例如,劫持船舶去大海漂泊,或者逃往内陆地区。但显然,更多人选择了内陆便于隐身的丛林。久而久之,这些逃往丛林的流犯,形成了“丛林漫步者”群体,他们劫富济贫,是穷人的朋友、治安官的眼中钉、镣铐社会中自由的象征。

生活在澳洲内陆的自由民,不仅广泛相信逃跑的流犯不会对他们施以报复,反而表现出克制的怜悯之情。毕竟一进入丛林,流犯们才算真正离开英格兰,到达美丽自由的新澳洲,这也是他们所向往的自由生活。

塔斯马尼亚的丛林里,这些成功逃脱的亡命之徒以猎取袋鼠为生,他们拉帮结派,长期隐居在丛林里。受限于卫兵数量过少,殖民地政府很难捉拿他们归案。随着食品供应日趋稳定,土匪开始偷窃大农场主的绵羊,转手低价卖给一些贫贱的老百姓,与下层百姓之间形成了贸易,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。因此,殖民地的贫民反倒愿意为这些“罗宾汉”提供庇护,囚犯们也会悄悄给他们送些食物。就这样,一部分罗宾汉化身为主持社会正义的力量,找到了自己坚实的社会根基。

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二把手——爱德华·罗德,身兼海军军官,是当地最有钱的农场主。总督柯林斯去世后,他愈发嚣张跋扈,屡次就地严惩捣乱分子,并且私自烧毁所有的政府文件,抹除了他暗地里做非法交易的痕迹。法律文件被付之一炬,一切变得无法可依,罗德也没法利用法律手段打击土匪了。事实上,罗德因自己愚蠢的行为,变成了全殖民地受匪乱最严重的财主,每年都要被偷走超过五百头牲畜。

到了1814年,塔斯马尼亚的土匪实在多得吓人,以至于麦考瑞总督不得不宣布大赦,来安抚骚动不安的流犯们。法令规定:除了犯下谋杀罪的人,凡是在12月1日前投案自首的土匪,都可以获得赦免。要知道,原本偷盗一只绵羊足以判处死刑。谁承想,有了免死金牌,土匪们更加肆意妄为,犯下的罪案多到一发不可收拾,财主们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,随时都有被洗劫一空的危险。

来自约克郡的年轻海员——迈克尔·豪尔,是最典型的一位丛林漫步者。豪尔精力充沛、有组织天赋、生来就是当领袖的材料,他的队伍横扫了塔斯马尼亚过半的大财主。抢夺劫掠之后,他总是爱跟同伙们高谈阔论,强调自己的目标是成为迪克·特平那样的侠盗(在英国被偶像化的盗贼),犯罪只是为了劫富济贫。豪尔酷爱植物学,他在山中开辟了一方植物园,用来给手下传授文化知识。他坚信,命运逼迫他走上了行侠仗义的道路,他就必须为流犯声张正义,用鲜血挑战丑恶的流放制度。

豪尔自封“森林副总督”,以此来对标塔斯马尼亚副总督——戴维。豪尔多次写信给戴维,要求卫兵停止搜捕,给予匪帮成员特赦令,但戴维抵死不从,双方互有来回地较量了一年多。直到更加强硬的新政府上台,豪尔才被捉拿归案。官方这才发现,豪尔之所以那么难捉,是因为平民们竭尽所能藏匿豪尔的行踪,就连霍巴特当地的圣人居民——牧师诺普伍德,也是豪尔藏匿盗窃所得牲畜的“从犯”。

另一位更富有政治意义的匪帮头目名叫做马修·布拉迪,这名曼彻斯特男孩因偷了一篮子食物被判流放七年。布拉迪无时无刻不渴望自由,他一遍遍逃跑,又一遍遍被抓回来,在流放的前四年里,他总共挨了350鞭。1824年6月,布拉迪同13名流犯乘坐捕鲸船,成功从麦考瑞海港逃走,开始了亡命生涯。

据记载,布拉迪极具骑士风度,决不允许手下伤害女子。当他的伙伴企图强奸一位拓居者的妻子时,布拉迪照他手上来了一枪,毫不留情地抽了他一顿鞭子,然后将他逐出队伍。打劫大农庄时,布拉迪有意保护仆人,但害怕仆人告密,布拉迪会强迫仆人们喝下主人的威士忌,直到仆人们喝到伶仃大醉,不记得匪帮去往何处。

布拉迪开始亡命生涯的第二年,殖民地的一名精神病患者逃跑了,此人诨名“魔鬼”。在逃期间,“魔鬼”侵犯了一位拓居者的妻子,并且摔死了哭闹的婴儿,后被政府捉拿关押了起来。布拉迪听闻此事,恨得咬牙切齿,计划立刻带领队伍拘押所发起进攻,解放所有囚犯,然后揪出“魔鬼”鞭刑至死。

有一次,布拉迪一伙在煤河洗劫一幢地方法官的府邸,顺手俘虏了外科医生约翰·巴恩斯。他们拿走了巴恩斯的手表,但把柳叶刀还了回去,布拉迪声称柳叶刀可以造福一方百姓。

可惜好景不长,布拉迪不幸遇上了新上任的副总督亚瑟。亚瑟是个坚决的人,他开出300英亩土地加上免除税务的悬赏令,亲自带领40团的精兵,通过持久战硬是把布兰迪的队伍给拖垮了。

被捕后,成打的请愿书如同雪片一般飘进了总督府,特地为这可怜的殖民地男孩求情。布拉迪的囚房挤满了看望他的人,送来了一篮篮鲜花、水果和蛋糕……假如他的命运可以由全殖民地居民的投票决定,那么他必将重获自由。遗憾的是,法官决心拿他开刀,以儆效尤。布拉迪在被绞刑前一个月,竟然是和他生前最鄙视的杀婴犯“魔鬼”共处同一牢房。

布兰迪不一定是澳洲最出名的丛林漫步者,但他确实是最具代表性、最符合澳洲民间英雄形象的侠盗。于大多数澳洲平民而言,布兰迪做过什么并不重要。关键的是,布兰迪迎合了大众情感,他勇于挑战制度和权威,始终坚定地与弱势群体站在一起,与其说他是一名土匪,不如说他在许多贫民心中,是一名革命者。

正如诗歌《野性未驯的殖民地男孩》所描述的:来吧,伙伴们,到高高的山上去游历。大家一起去掳掠,大家一起去死。大家一起在山谷中游荡,在平原上驰骋。

高大罂粟花综合症

丛林漫步者们收揽了广泛的人心,他们与伐木工人同饮朗姆酒,与小自耕农共枕眠,与一切挨过政府鞭子的苦命人为伍。只要澳洲人的记忆不死,丛林漫步者就永远是无法替代的社会神话。随着时间推移,丛林漫步者精神结晶成了一种澳式民粹主义思想,折射出澳洲当代社会的内在秩序——“高大罂粟花综合症”。“高大罂粟花综合症”的说法暗示着:长得越超群的罂粟花,越容易受到摧残。“高大罂粟花综合症”思想的流行,是澳洲人对英国传统阶级观念的反抗,也反映了平民主义的倾向。在澳洲越是有卓越财富或地位的人,越容易招致批判怀疑。这可以追溯回殖民地早期,统治者与流犯的冲突;或者淘金热引发的尤瑞卡事件中,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。

澳洲人不喜欢太出风头,他们更愿意提携弱者、齐头并进、待人平等。正是凭借这些优良品性,澳洲人在疫情中才表现得以大局为重,表现出更多的顺从和理解。而美国人崇尚英雄主义、追求批判怀疑和独立精神,他们积极实现自我价值,生怕表现不够突出而被忽略。今年5月,正值美国疫情严峻时期,不少美国人却走上街头,尝试用不合作的游行争取人身自由,这恰好印证了美澳价值观的差异。

2000年,村上春树受邀前往悉尼奥运会,他在《悉尼!》中记录道:这里人人都是伙计(mate),日本人就很难做到这样,我内心感佩不已。还发生了一件令村上春树吃惊的事情,虽然澳洲道路开阔,但鲜有见到超速的司机,车流总是保持着稳定而安全的速度,而村上春树自己却因超速被罚了184澳元。

事到如今,违法成本水涨船高,闯红灯的罚金为500澳元,最高级别的超速罚款接近3000澳元,官方对“出头鸟”的惩罚愈加严厉。3月起,澳洲联邦政府更是出台严厉法令,禁止跨州旅行和多人聚会,违令者将被罚款数千澳元,甚至面临牢狱之灾。此外,社区也会自发孤立那些违规者。

民族特征的形成,背靠历史的进程,反应了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基础。流犯来自英国底层,他们没有财产、不信宗教、不依赖权威、天生带着对弱者的同情。他们的后代友爱互助、崇尚平等,反而成了世界上最遵纪守法的公民,在疫情中尤为凸显。

休斯从细节入手,在流放史的角度上,解析了澳洲立足于世的文化根基,带给世人一些重要的启发:在研究民族文化的过程中,平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具有极其深远的社会历史含义。这种思想文化底色,或许比伟人事迹来得更为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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